廣州地處中外交往的樞紐
  
  廣東在改革開放中一馬當先
  □信力建
  毋庸置疑,作為改革的先行者與試驗田,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廣東取得了讓人驕傲的成績。年初省政協第十一屆二次會議召開各小組討論會議,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統計局局長幸曉維在參加小組討論時就透露,廣東GDP今年有望超韓國。這也意味著繼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中國香港、2007年超越中國臺灣等地之後,在2014年,廣東即將趕上亞洲四小龍中僅存的韓國。目前韓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十五位。此前廣東省公開數據顯示,2013年廣東經濟增長8.5%,GDP達6.2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全國唯一一個超6萬億元的省份,同時突破1萬億美元。這巨大的經濟成就當然離不開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與中央的正確決策領導,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開創意識和地方治理特色。
  一 伏筆
  廣東的地方治理,從上個世紀上葉的陳炯明就有鮮明的體現。陳炯明一生,早歲參加同盟會,黃花崗之役為先鋒(敢死)隊第四隊隊長,以後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李未中,武昌起義後,率師進占惠州,廣東獨立,為副都督等等,可謂功勛顯著。在施政方面,他最先提出聯省自治。他的具體做法是:在全省92個縣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縣推行民選縣長、縣議員完成,廣東省議會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聲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陳炯明還邀請陳獨秀到廣東主持教育全局,創立公辦教育,實行免費教育,私立教育也大為發展。1921年,陳炯明創立中國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並設了財政、公安、工務、教育、公用和衛生局長。廣州還開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公共兒童游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舉行體育運動會,美術展覽,安裝馬路電燈,還建築了新式住宅小區。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掃街道,疏通溝渠,還挨家挨戶派發宣傳衛生的小冊子。廣東全省總商會成立了,廣東經濟調查局成立,股票交易所成立。陳炯明還頒佈了禁煙令,讓廣州數十年的煙、賭大害絕跡。讓人目不暇給的新政,讓廣東成為全國最開放、最民主的省份,陳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國的承認。陳炯明以他的健行,將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化為了現實。無論如何,陳炯明的施政思想及實踐為廣東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描寫了重重的一筆,也為半個世紀後廣東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埋下了伏筆。
  二 先聲
  縱使在解放後,廣東這種基於地方特色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自治思想與實驗都沒中斷。比如,五十年代的所謂“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首先表現在土改上。許多廣東地方幹部認為土改過於急躁,不利於生產力發展。古大存就曾說過“我們好像坐在火山上,說不定哪一天會爆發”;在合作化問題上,古大存不相信虛報、謊報的農業增產數字。他出生在農村,知道一畝地打多少斤糧食。然而他講實話,為民請命,卻被指責同右派分子“一個鼻孔出氣”。1950年9月,中央從各省抽調7千名幹部南下支援廣東。南下幹部大都經過北方農村的土改,有一套老經驗;而廣東當地的幹部自認為熟悉本地情況,大多主張搞得緩和些,“寧慢莫亂”。1951年4月,李雪峰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廣東有些同志遇事缺乏階級分析,指責所謂“廣東特殊論”,是把一些次要的、少量的特點(華僑、工商業等)擴大化。還說,如果廣東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區,二是隊伍嚴重不純。其次,在對待華僑政策上,葉劍英、方方等本土領導從廣東特點和實際出發,強調廣東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關的方針政策,強調保護華僑,保護工商業,團結愛國民主人士。葉劍英、方方認為,廣東最大特點是華僑眾多,他們多數是出賣勞動力的勞苦大眾,僑眷中的地主成分是極少數,因此,要保護華僑的利益,團結爭取華僑支援祖國建設,並明確規定:對華僑地主的餘糧,不准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會卻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說對華僑地主的“清算”,“不應只以國內財產為限”。作為生活資料的華僑房屋,本不准沒收,卻也沒收了,沒收面達80%。華南分局還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指示,將廣東各地黨政幹部作了調整,大軍、南下幹部當一把手,廣東幹部均任副職。1952年4月,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問題,決定把土改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堅決地貫徹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的方針,開展土改整隊(整頓隊伍),查出身,查立場。全省共處理幹部6515人。其中廣東大陸地區67個縣,集中土改小組長以上幹部7703人,進行整隊,結果處理了幹部781人,占參加整隊人數10%強。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面處理廣東問題。毛主席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了地方主義錯誤。”又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廣西、福建爬上來,廣東還在爬。”他宣佈,由陶鑄取代方方,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了。
  三 緣由
  那麼,在那個“萬馬齊喑竟可哀”的年代,為什麼只有廣東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用自己嗓子喊出真話?原因大概有這麼幾點:
  首先,是因為廣東人具有內地人所欠缺的獨立性。從歷史層面來看,廣東自古就偏於一隅,距政治中心北京可謂千山萬水,是個典型的“天高皇帝遠”之所在。使得廣東人的自強精神和自主精神都得到很好的發展空間。廣東人因此得以在一個自由空間里施展拳腳展示抱負,從而完善與創造出一種富於活力充滿生機的嶺南文化。也就是因為這種文化背景的支撐,所以他們敢說敢做。
  其次,則是因為知識的力量。語云“知識就是力量”,知識不僅是探索真理的力量,同時也是說出真理的力量。1920年10月,粵系軍閥陳炯明在孫中山指使和幫助下,打敗了盤踞廣東多年的桂系軍閥,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廣州地處中外交往的樞紐,歷來新思潮相當活躍。陳炯明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區域,趨附時髦,高唱社會主義,大力推行改革,以籠絡民心。他敬仰陳獨秀在文化界的名聲,就連電邀請聘任陳為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主持並改革全省教育事業。陳獨秀認為“廣東是很有革命傳統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先進人物,有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廣東人是敢想敢乾的。廣東是有希望的”。於是他征求李大釗及上海發起組成員的意見。大家支持他赴粵: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新思潮廣泛地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裡發動共產主義者的組織。行前,他把黨的書記職務交給李漢俊,《共產黨》主編任務交給李達,《新青年》交由陳望道主編。12月16日,他上船赴粵。可能原來計划走陸路,故有毛澤東的長沙“青年團等仲甫來再開成立會”的說法。後來,李大釗也曾赴粵活動。由共產黨中兩位最有知識的創始人經營,廣東共產黨一開始就有極濃的知識色彩。最後,還因為廣東地處南海,廣東人自古有漂洋過海四海為家的傳統,所以廣東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僑胞最多的省份,也因為如此,廣東的領導人跟海外最先進的思想生產力有更為緊密的聯繫,因而,也更容易接受真理,捍衛真理。
  四 放手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雖然最先主政廣東的兩位領導人習仲勛與任仲夷都不是廣東本地人,但是他們都能從廣東實際出發制定適合廣東本土發展的改革開放政策,即廣東特色。
  習仲勛雖然治粵時間不長,但當時恰是醞釀改革的前夜。1979年初春,已經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赴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當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大轉折令他精神振奮,且廣東全省上下求變求新的急切呼喚,更讓他倍感機不可失,以他敢於踏著歷史潮頭前行的個性,他決心到風口浪尖“先行一步”。會上,習仲勛針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僵化體制發出“出格言詞”,說“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發展。我們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乾。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中央也有利呀。”他向中央大膽提出在廣東設立經濟特區的建議,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鼓勵道:“當年的陝甘寧就是特區……你們要殺開一條血路。”這裡,“廣東先走一步”,實際上就是在自治上先走一步。而習仲勛的繼任者任仲夷,同樣是一個實事求是、尊重廣東客觀實際的領導人。在其任內,出現從廣州出發的第一批“香港游”,改變了過去長期限制內地居民走出境外、接觸外面世界的情況;率先實現物價闖關;最早利用外資建五星級酒店;最早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最早“借雞生蛋”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最早突破傳統企業建制模式。當時,每一項改革都是在陳規腐制下的艱難掘進,面對諸多質疑非難,任仲夷表現出一位改革者堅定的謀略與智慧。接下來,林若主政廣東期間,正值改革開放攻堅階段,驚濤駭浪此起彼伏,他率領廣東省委班子沉著應對,在農村全面實行包產到戶,在城市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在全國率先放開物價,保護和扶持非公有制經濟,為廣東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突出貢獻。而1992年起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謝非,也借鄧小平視察廣東之機,對廣東幹部大聲疾呼:“鄧小平視察南方將對廣東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要開足馬力,不負小平!”開啟了廣東又一輪改革開放熱潮。謝非還親自為順德改革撐腰,當時順德產權改革遭遇極大壓力,告狀信告到中央,有的說:“又一個沒有國有企業的縣。”有的說:“政治局委員帶頭搞資本主義。”謝非指示順德“多做少說,有的先做不說”,“儘量減少社會震動,減少阻力”的情況下放開去闖。
  五 雙贏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廣東成就的取得跟其自成特色的地方治理因素有關,但廣東並沒有把自己視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特殊地區,在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之餘,廣東不忘反哺整個國家。廣東是中國經濟版圖中的老大,而廣東對中國的經濟貢獻而言,無疑也是老大:從1994年起,廣東稅收就穩占全國第一,到2011年,廣東全省國稅系統完成稅收收入7780.17億元,同比增長14.5%.廣東地稅系統累計組織稅費收入6079億元,其中組織稅收收入4248億元,增長28.1%。而按照財政部發佈全國《2011年公共財政收支情況》,2011年全國稅收收入為89720億元——也就是說:廣東一省所交的稅占全國的七分之一,或者說全國每7元錢的稅,就有廣東的1元錢。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將2004年廣東跟同樣是經濟大省和人口大省的江蘇做點比較:這一年同樣有七分之一是廣東完成的。而廣東這一年人均GDP20165.3元,同年江蘇省人均GDP為20254.3元——也就是說,廣東的人均GDP只占江蘇的99.6%。但這一年廣東上繳國稅2505.67億元,人均上繳國稅3150.2元;江蘇上繳國稅1643.99億元,人均上繳國稅2219.8元——也就是說:廣東人均上繳國稅比江蘇人均上繳國稅多41.9%。綜上所述:廣東人均GDP比江蘇低0.4%以上,而人均上繳國稅卻比江蘇多41.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廣東中小企業對國家稅收的貢獻:根據《2011廣東省中小企業融資調研報告》,目前向中小企業征收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部門共有18個,收費項目有69個大類,子項目則有上千個,企業稅外負擔很重。與其他省份相比,廣東的中小企業稅費負擔更重,2010年,廣東稅收與GDP的比值為25%,同期江蘇則僅為17%。
  一句話,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開創意識和勇闖敢乾的治理特色不僅使廣東一躍而成為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省份,也使之成為對中國崛起貢獻最大的省份——真正實現了雙贏。編輯:鄔嘉宏  (原標題:回顧廣東百年地方治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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